尽管学界已经意识到了综合性举报立法的重要性，[6]但基于宪法层面的关注仍明显不足。

为了防止党内审查脱离法治约束与党外审查脱离政治领导，党政联合发文的双轨审查系统之间应建立衔接联动机制，实现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协调统一。既然党政联合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应受到人民的监督，那么在党政联合发文的多元备案审查系统中，由人大常委会主导党政联合发文备案审查的协调程序就具有合法性基础。

备案审查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只要是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属于人大监督对象，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就都应纳入人大备案审查范围，实现备案全覆盖。为 了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实行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于是，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就形成了以党章为最高位阶，以中央党内法规、部委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为先后顺位的等级秩序。通过党政联合发文来调整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时，所欲实现的目的应与实施的手段相匹配，不得过度动用行政权力，要保证多元利益的均衡协调。若是后者，则对减损公民权利或设定义务的范围应该更窄。

在公布阶段，党政联合发文原则上都应按照法定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党内法规制度体现的是党的意志，在实现党组织自治的同时，规范党的领导与执政活动。质言之，对我国宪法上所有的监督条款予以类型化分析，是全面认识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要求。

而公权力腐败直接危害到法治秩序的形成及稳定，对法治秩序的冲击是拔本塞源性的。（三）创新权力架构的监督条款 与对检察院的定位创新相比，现行宪法第127条创制的监察权显著改变了我国的宪法权力结构，堪称我国制宪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创新。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无疑是分量最重的。毋庸置疑，监督乃是我国国家机关之间最为核心的一重关系，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监督关系，才能深刻把握我国宪法创制的国家机关的内部构造。

[36]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1]而第77条、第102条等规定则是第3条第2款内容的具体化。

人大代表负有被人民监督的宪法义务，此乃我国人大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差别之一，亦为我国人大制度优越性的一个表征。在宪法所有的监督条款中，承载人民民主价值的条款无疑是最多的，它们主要是第3条第2款、第3条第3款、第27条第2款、第67条第6项、第77条、第102条和第104条等。我国《宪法》第5条宣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127条、第132条第2款和第134条的价值目标，就在于建立并捍卫法治秩序。[12]另一方面，国家反腐败力量分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在各自的管辖领域反腐，彼此孤立有余、协力不足，反腐效果有负众望。

第127条授予监委专责的反腐权力，目的在于惩治各种无视法律的滥权与专断行为，以捍卫法治秩序。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134条意味着检察院对所有执法行为都享有监督制约的权力，[40]而不单纯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实施监督。此等条款不但授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由其产生的各个国家机关的工作，而且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是，授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补强了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第132条第2款规定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

总括而言，第127条、第132条和第134条建构了一套覆盖所有人与事的权力制约机制，充分彰显了有权即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社会主义宪法权力观。本文将此等宪法规范的价值目标定位为人权保障，主要是从宪法自身的性质考量。

人大监督的宪制功能，在于敦促各个国家机关依宪行政、依宪用权，在其职务工作中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成为自主捍卫宪法法律尊严的标杆与榜样。在终极意义上，宪法就是人权之法。林来梵著:《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1-422页。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3条第2款规定人大受人民监督，第77条和第102条规定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监督。因而，我国制宪传统的时间起点，应该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1954年。

（一）继受宪制传统的监督条款 尽管自清末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十余部宪法，但1949年之前的历部宪法与现行宪法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宪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宪法上的监督条款所作的类型化分析，实乃探究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特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当然，就各个具体的监督制度而言，其宪制功能主要体现在它们各自的监督领域，判断标准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定性。监察委员会是宪法上专责的反腐败国家机关，监察权是惩治腐败的宪法权力。

[7]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人民之所以拥有如此广泛的监督权，人大之所以能够对由它产生的各个机关实施监督，概因这是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及其存在方式。

六、结语：认知我国宪法的一项基础工作 如果说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宪法是旨在保障人权的分权宪法，那么以我国宪法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宪法则是志在改造社会的监督宪法。与局部对整体的影响相比，整体对局部的作用常常是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以此为标准，我国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同样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27]此等原旨主义的解释表明，对监督权予以充分保障，乃是修宪者当初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

既然是义务，那人大代表就不得找各种借口拒绝来自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从价值目标视角考察，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后者从监督主体上看是人大监督，从监督目的上看则是宪法监督。作为一种以反腐倡廉为专责的新型宪法权力，第127条所创制的监察权在国家权力制约机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角色。

[4]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此等规定表征着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属于唯一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权力母体地位由此得到印证。

而为了保障公民监督权的实现，第41条第2款还设置了相应的义务性规定，即有关国家机关得履行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义务，以及任何人都要承担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义务。[4]监察的首要职责是监督。（二）作为义务规范的监督条款 在林林总总的监督条款中，作为义务规范的主要有《宪法》第3条第3款、第77条和第102条等。[41]《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公布》,《人民日报》2022年1月22日第5版。

（一）承载人民民主的监督条款 民主乃是实现充分合法性（legitimacy）的唯一方式。既然监督是我国宪法上居于枢纽地位的一种制度装置，那如何看待监督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怎样认知我国的宪法。

[30]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著:《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页。无论如何，监督都是监委的一项重要职责和使命，将《宪法》第127条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监督条款，料无疑义。

[5]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29]由此不难推断，监督宪法的实施，就是为了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宪法基本权利规范能够产生应有的拘束力，以使宪法之下的所有人均能享有人权不受侵犯的尊严生活。